2024年3月28日

文 | 周公子  每期一问 | 颜同学

 

01

 

北宋熙宁七年,天下大旱。

 

至四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已长达十个月滴雨未落。

 

宋神宗忧急如焚。

 

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已登基七年,与王安石携手的变法革新也迈入了第五个年头。

 

朝中诸多重臣都认为天灾系变法不得民心所致,纷纷上书请求罢黜新法。

 

神宗左右为难。

 

就在此时,一幅叫做《流民图》的画作送呈御览,年轻的皇帝被画中的景象深深震惊了:

 

只见画卷上是成群结队、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们个个面如菜色,身无完衣,挤满了京师街道。有的甚至双脚拴着铁链在砍树挣钱,以偿还政府的青苗贷款……

 

与画作一同呈上的还有一封奏疏,说严重的旱灾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很多人靠吃草根树皮充饥,还有的人卖儿卖女,砍桑拆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竟然还在追缴赋税,太没人性了!

 

图中所示还仅为皇城门外的景象,天子脚下,已然如此,千里之外的惨状岂非更加不可想象?

 

阅罢图文,神宗潸然泪下:

 

自己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不曾懈怠,革新变法明明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何却落得如此局面……

 

当夜,神宗将画卷携入寝宫,皇后和太后看罢,也纷纷哭诉王安石误国。

 

次日,神宗下令停止推行新法。

 

极富戏剧性的是,诏令一出,当天开封地区即天降甘霖,万众欢腾。

 

然而,一众变法派的心情却难以飞扬:数年之功,废于一旦,惜哉痛哉!

 

02

 

很多人看完上一段,可能会觉得很纳闷:

不都说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吗?

 

小日子过得如此红火,为啥还要瞎折腾,搞什么变法革新呢?

 

没错,宋朝的确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建国百年后,一切都成了表面浮华,内里却早已是一副积贫积弱的烂摊子:

 

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缠身,大宋帝国的身躯已然摇摇欲坠,再不加以救治,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

 

20岁的神宗一上台面临的就是如此局面,他太需要一个靠谱的人来到身边帮助一起诊治帝国的沉疴顽疾了!

 

为此,神宗发布了诚意满满的纳谏召集令,大致意思是希望文武百官畅所欲言,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裨益的自己都会采纳。

 

新老板都发话了,那还等什么,大臣们于是纷纷上书献计献策,狂刷存在感。

 

但说来说去无非都是那些宽泛空洞的老话、套话:什么虚怀纳谏,赏罚分明,近贤臣远小人之类,说了等于没说。

 

就连司马光、富弼这样的元老重臣给出的建议也没能跳出这个大框架。

 

神宗失望至极:老子要的不是这些假大空,谁能给朕来点解决问题的实操性建议啊!

 

关键时刻,有人举起手来:王安石能,找他吧!

 

03

 

推荐王安石的人叫韩维,是神宗皇帝的老师,他为什么如此笃定王安石是改革朝政的好人选呢?

 

让我们从1041年说起。

 

这一年科举考试后,一群年轻的举子正在汴京街头的酒馆欢饮狂歌。一名官府小吏驰马而来,向座中一名举子耳语几句后,举子随即脸色大变,拍案怒骂:

 

是哪个混蛋抢了老子的状元郎!

 

这位举子名叫杨寘,因为哥哥是当朝宰相晏殊的乘龙快婿,所以通过内部渠道提前得知了名次:位列第四。

 

几天后正式放榜,杨寘却意外发现自己竟然高居榜首,而第四名则换成了王安石,立时大喜过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事出必然有因:这次科考本来主考官们一致圈定王安石为第一,交由皇帝做最终裁夺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王安石的答卷中用了一个叫做“孺子其朋”的典故,取自周公对周成王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你这个孩子啊,以后要和大臣们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

 

周公是周成王的叔父,这句话属于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诲。

 

但王安石当时才22岁,却用这么老成的语气教育年长于自己的皇帝,惹得宋仁宗非常不高兴。

 

一不高兴就取消了王安石的状元名次,而第二名,第三名都属于在职干部参加科考,按规定不可取为状元,所以就把第一名和第四名做了对调。

 

照咱们一般人的想法,因为一个典故就丢了风光无限的状元郎,还不得后悔的直拍大腿或者意不能平,委屈之至啥的。

 

然而,王安石的反应是这样的:

 

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宋.王铚《默记》)

 

意思是说,王安石这辈子都没提过自己曾考中状元这回事。

 

所谓科举在他眼里不过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小阶梯,名列第几并不重要,因为人家的目标可比这些都要远大的多: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看到没,王安石从年轻时代就立志要做一个与日月争辉之人;要成为如同尧舜禹时代稷、契那样的治世能臣,区区一个科举名次,是何等之小事焉!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从此处就可看出,王安石注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04

 

既然王安石胸怀如此不凡的人生抱负,那踏入官场后想必一定十分追求上进吧。

 

可奇怪的是,恰恰相反,王安石人生的上半场居然是以不爱升官而驰名朝野。

 

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登第后被安排到扬州任节度判官。期满后,按照规定,他可以通过考试选拔到中央任职。

 

能到中央任职谁愿意在地方啊,离领导越近前程越远大嘛!可出人意料的是,王安石居然主动放弃了这次选拔资格。

 

此后他一直扎根基层,离开扬州后先到鄞[yín]县做县令,一干就是五年,期满后又到舒州做通判。鉴于政绩优异,期间中央高官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到京城任职,都被王安石一一谢绝。

 

可王安石越辞官,上层就对他越惦记。

 

舒州期满后,朝廷干脆强来:直接下了一道谕令,让王安石到集贤院做校理(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不仅免考,而且还破例给他提高官阶,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

 

换作一般人,有这等好事,还不马上飞奔入京啊!

 

可王安石居然连上四道辞呈,坚决拒绝!

 

这就令人纳闷了:

 

王同学既然能考中状元,人应该不傻,这么反逻辑难道是沽名钓誉?不然实在解释不通嘛!

 

我们来看看王安石自己给出的理由是怎样的:

 

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乞免就试札子》)

 

怪不得,原来是嫌帝都消费水平高啊!

 

朝廷一看,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一个俸禄高,油水大的美差:群牧司判官,这下你总可以来了吧。

 

没想到王安石还是不愿意去,关键时刻欧阳修出场了: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官,朝廷不要面子的?差不多得了呗。

 

实在推辞不掉,王安石这才勉为其难,走马上任。

 

05

 

其实仔细想想,王安石不愿到京师任职,绝不会仅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这么简单。

 

担任群牧司判官的两年里,他又向朝廷递交了十几封要求到地方任职的申请书。在写给宰相文彦博的一封信中,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之所以想去地方,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平生所学之经世致用的学问,在具体事务中加以实践和检验,才能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儿事。反之,在京城任职,每天就是喝茶看报磨洋工,实在令人受不了啊!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

 

人家王安石死活不做京官,是因为只有在地方上才能更好地体察民情,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只有担任地方一把手,才有足够的决策权去突破常规,大胆革新,为将来做大事打下坚实基础。

 

比如在鄞县任职时,王安石就曾尝试施行公粮借贷。

 

具体办法是在青黄不接,农户生活困难时,将政府储存的粮食借贷给农户,等秋天收粮后付息偿还。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农户的温饱问题,还使公家的陈粮得以更新,顺便还能为政府增加创收,一举三得,皆大欢喜。

 

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正式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在鄞县取得了十分良好的试点效果。

 

此外在农田水利,赋税征收等方面,王安石在地方上也都做了深入的走访调查和革新探索。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就是他在鄞县任满后回乡探亲,途经杭州时所写。从中不难看出,虽然身在基层,但当时的王安石早已是心怀天下,对未来的变法强国充满信心。

 

调入到朝廷工作后,王安石也抓住一切机会实践自己的革新理念。

 

比如任职知制诰时,他反对官府垄断茶叶买卖,主张让茶商、茶民自行贩卖,国家征收茶税即可。

 

如此一来,茶叶贩卖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茶叶质量提高了,民众和国家的收益也都有所增加,政策一出,好评如潮。

 

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王安石,于是他趁热打铁给仁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将自己在地方任职十多年的观察、调研做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呈现,以及力陈自己的改革设想。

 

可没想到,奏疏呈上后仁宗没有任何回应。

 

王安石不死心,紧接着又上了一封火力更猛的短书,告诫皇帝再不厉行改革,等到大宋王朝病入膏肓时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可没等大宋王朝病入膏肓,年老体迈的仁宗先行撑不住了。

 

王安石上书后不到两年,仁宗就撒手西去,把帝国的烂摊子留给了年轻的儿子宋神宗。

 

06

 

神宗登基的第三天,三司使向其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里面是触目惊心的八个字: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就是说:你爹可没给你留家产,账上现在没有一分钱。

 

你说神宗上不上火,着不着急,要不要变法?!

 

所以当他最信任的老师力荐王安石后,神宗立刻下诏邀其进京,共商大事。(当时王安石在南京守母丧)

 

就这样,一个年轻力壮有决心,一个人到中年有方案,君臣二人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展开。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王安石在变法伊始时写下的一首诗,行文轻快明朗,喜气洋洋,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新年喻新法,充满了除旧布新的喜悦与期望。

 

是啊,为了这一刻,王安石已积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

 

富国强兵,在此一举,加油干吧!

 

不知道写下这首诗时,他是否预料过自己的变法将会遭遇怎样的阻力与斗争。

 

毋庸置疑,变法的初衷是好的,过往在基层试点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到了在全国推行,就出现了诸多弊端:

 

比如争论最激烈,名气最大的青苗法,地方为追求政绩出现强制摊派,贪官污吏提高利率从中揩油,缴纳利息不收粮食只收钱币超出了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等……

 

还有保甲法,令普通民众人心惶惶以为要派他们去打仗,很多壮丁纷纷自残身躯以求免于教阅,逃亡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朝堂上下也因此分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双方就变法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争斗,由此拉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序幕。

 

07

 

当时围绕变法的斗争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一起来看几个瞬间:

 

新法政策还在讨论中,尚未有一项正式出台时,就有谏官跳出来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祸国殃民”。还言之凿凿地为其罗列了“十大罪状”,连什么气死大臣,不团结同事之类都拼来凑数。

 

更有甚者还有人跑到王安石办公室指名道姓地骂,谁劝连谁一起骂!

 

这已经足够夸张了吧,结果还有比这更夸张的。

 

某天退朝后,有位谏官不经皇帝允许,从袖中抽出卷轴便高声朗读,内容全是控诉王安石的“不法行为”,还多达六十多条!

 

皇上几次三番要求打住,结果人家愣是不听,还越读越激动,每读完一条,就指着王安石嚷嚷: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等到读完后,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时刻到来了——这位愤怒的谏官居然指着御座,对宋神宗说道:

 

皇上要是不听微臣所言,这个座位我看您也坐不久!

 

语罢扬长而去,只剩下目瞪口呆的神宗皇帝和相顾失色的侍卫大臣。

 

厉害了,虽说大宋开国以来不杀文人士大夫,但当朝恐吓皇帝,这胆儿也忒肥了!

 

就这样,朝堂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是愈演愈烈,明枪暗箭,防不胜防。

 

从元老重臣的司马光、欧阳修到后起之秀的苏轼、苏辙,甚至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地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王安石撑得住吗?

 

08

 

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下王安石的个人性格:

 

三十几岁任职群牧司判官时,王安石和司马光是部门同事,长官则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大人。

 

时值三月,芳菲满园,某日,群牧司衙门内举办了一场牡丹宴,大家置酒赏花,不亦快哉。

 

(论文人风雅,真是没谁比得过宋朝了!)

 

酒席上,包拯向同僚们一一敬酒,连平时不善饮酒的司马光也勉强作陪。只有王安石,不管大家怎么劝,死活就是不肯喝。

 

包拯想亲自给他倒酒,他都挡起酒杯,坚持说自己一向滴酒不沾——说不喝就不喝,领导出面也不好使。

 

别说领导了,王安石认定的事儿,有时连朝廷也拧不过来。

 

话说有一年,朝廷委托他对开封府的一桩案件进行复审,案情是这样的:

 

有个开封少年养了一只鹌鹑,其朋友看到后心生喜爱,就想借来玩玩,少年不同意,朋友便趁其不备抢了就跑。少年恼怒追打,一脚踢到了哥们肋下,结果用力太大,居然把人踢死了!

 

少年因此被开封府判为死刑。

 

王安石复审此案,认为少年的朋友未经允许抢走鹌鹑行如盗窃,少年反击则属于“捕盗自卫”,罪不至死。

 

结果开封府不服,案子又提交给大理寺裁决,最终是维持原判。按规定,王安石“败诉”,应该到开封府登门道歉,或者递交检讨书。

 

结果王安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死活不肯向开封府低头。朝廷再三发出公函督促,他都不予响应,最后朝廷也只得将他调换岗位,不了了之。

 

这下大家应该都明白王安石为什么被人称作“拗相公”了吧 ,他就是这样一个执拗倔强、设定了原则就绝不妥协的人。

 

所以他认准的事儿,那绝对一万头牛也拉不回来。

 

09

 

凭着超强的主见和定力,王安石在汹涌的反对声浪中激流勇进,坚定地推动着革新事业。不仅不妥协,还喊出了振聋发聩的革新口号: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他看来,重症必须下猛药,要做大事,就不能墨守成规,畏惧天命人言。要推行变法,就必须以铁面相对,以铁腕相争。

 

可惜对于大宗王朝,王安石毕竟掌握不了百分之百的决策权。

 

上面,还有一个宋神宗。

 

客观来说,针对变法,神宗的确给了王安石足够的信任和尽可能的最大支持。但站在神宗的位置上,他不可能做到像王安石一样决绝。

 

首先“天命不足为畏”他就不可能彻底做到。

 

在封建迷信大行其道的古代,老天爷发怒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变法是为了强国,如果老天爷生气了,直接把天下从我们老赵家手里拿走,那变法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天气持续大旱,反对派们甚嚣尘上将之与变法联系起来后,神宗开始动摇了。

 

加上那段时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华山山崩,彗星出轴等自然异像,真是天不助变法啊!

 

在这种时机下被呈送御前的《流民图》,一下子成了压垮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法废除,王安石罢相归家。

 

虽然后来在变法队伍苦口婆心的争取下,神宗又恢复了变法的诸项政策,还特地下诏邀王安石回京。但经此一役,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

 

返京路上,心情复杂的王安石在客船中仰望着夜空中的一轮圆月,写下了那首“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的七绝名篇《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时的他多么希望新法推行的形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自己好退出这纷纷扰扰的名利场,归隐还乡,享受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

 

是啊,王安石也是人,反对派不好直接开骂宋神宗,就把所有的脏水和指责都泼向他,在这种长期的人生攻击和变法推行的高压工作下,终于他也感到疲倦了。

 

回到朝堂后,不仅君臣之间的默契不如从前,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比如为了争名夺利互相内斗,王安石的弟子吕惠卿为了独揽大权,更是各种想方设法陷害王安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期间他的长子王雱又因病去世……

 

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再也不想在朝廷久留,不到两年,57岁的他再次辞去宰相一职。

 

10

 

回到江宁(南京)后,王安石放归田园,日常生活十分低调,与普通百姓无异,就算出门,也只是骑一头毛驴而已。

 

远离了波云诡谲的朝堂纷争,他开始潜心于文学创作,比如那首著名的《梅花》就出于此时: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首小诗清新朴素,看似平实,却又自有深致,那凌寒独放的梅花不正是王安石对自身品格的最好寄语吗?

 

还有下面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描绘了其归隐生活的闲适清幽: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难道离开了朝堂,王安石就真的能心如止水,种菜赏花,将变法事业尽数忘却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退居南京期间他写了很多含蓄深婉、雅丽精绝的绝句诗篇,但我认为下面这首词作,才是他当时心境的真正折射: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晚秋时节,王安石在六朝古都登临送目,临江揽胜,在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的秋色中凭吊古今:笔下写的是浮沉过往,心中念及的何尝不是纷乱当下?

 

退居江宁的多数时间里,他的心情该是和这首词作的意境一样苍凉失落吧。

 

王安石一生做词不多,但仅凭这首《金陵怀古》就足以在两宋词坛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我眼里,这首词完全可以叫板苏轼的《赤壁怀古》,从雄浑阔大,感慨深沉来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轼本人也确实对此作十分拜服,读罢曾连连赞叹:“此老真乃野狐精也!”

 

(狐狸精也能是夸人的话,老苏你真行!)

 

11

 

王安石罢相八年后,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司马光复出为相,尽罢新法。

 

王安石得知后,初时极为平静,直到听说即使连守旧派都十分认可的免役法也未能保留时才愕然失声,良久喃喃自语道:

 

“亦罢至此乎?”

 

知道司马光上台一定会罢黜新法,但没想到连这项颇得民心的政策也不能被容忍……

 

深受打击的王安石次年辞世,追随神宗而去。

 

临终前写就一首《新花》诗,字里行间充满了理想幻灭的痛苦与绝望: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柢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花儿的生命不过是须臾之间,而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不管是花儿还是我,都终将会被人们遗忘。

 

我始终认为革新变法没有错,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12

 

诗词人物写到现在,最难评价的莫过于王安石。

 

他不仅生前就饱受争议,死后更是褒贬两重天,用康震老师的话说,王安石的身后名是集“古今中外,赞不绝口”与“身后骂名,空前绝后”于一身。

 

从南宋开始,在封建士大夫主流话语里对其一直是讨伐为主:

 

比如南宋皇帝赵构直接将北宋亡国之罪甩锅给王安石,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拜变法所赐!

 

还有人将其与秦桧相提并论: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到了明朝第一才子杨慎的口中,王安石则更是成了集王莽、曹操、司马懿等所有奸臣于一体的天下第一奸邪之人:

 

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明.杨慎《丹铅录》

 

近代撰写《历朝通俗演义》的蔡东潘也评价其为:沽名钓誉,厌故喜新,安石一生,只此八字。

 

说是“骂名空前”丝毫不为过,那肯定王安石的又是哪些人呢?

 

最著名的当属近代改革家梁启超,他从变法至人品全面肯定王安石,誉其曰: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意思是说从夏商周到现在,四千多年历史中,王安石堪称古今第一完人!

 

不仅在国内争议空前,王安石还有极大的国际影响,比如俄国的列宁十分赞同王安石的土地国有政策,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称赞王安石是中国推行新政第一人,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时发放农业贷款即是受到王安石“青苗法”的启发,对挽救美国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

 

说了这么多,骂的也有夸得也不少,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时至今日,仍未盖棺定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变法之外,王安石的私人品德近乎无可挑剔——

 

诚如黄庭坚所言: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首他的诗:

 

《凤凰山》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王安石也愿意活在无忧盛世,斗鸡走狗,戏谑一生,多轻松啊。

 

说到底,富国强兵,革新变法并不是他必须担起的责任,他也并非不知道那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可他依然选择了负重前行。

 

因为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做。

 

至于生前身后名,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就注定已将其置之度外。

 

可惜风流总闲却,千秋功过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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